【吳鉤】“岳陽樓記”背后的一路腐敗故事
作者：吳鉤
來源：作者賜稿
節選自 吳鉤《宋仁宗：共治時代》
范仲淹《岳陽樓記》開篇即包養俱樂部說：“慶歷四年春，滕子京謫守巴陵郡”。滕子京為何會謫守巴陵郡，這里有一個比較風趣的故事。
年夜約慶歷三年（1043）七八月，陜西四路馬步軍都安排鄭戩給朝廷發來報告，檢控後任知渭州張亢“在渭州過用公使包養情婦錢”、知慶州滕宗諒（即滕子京）之前在知涇州任上，亦“枉費公用錢十六萬緡”。隨后，監察御史梁堅對張亢、滕宗諒發起彈劾：張亢“出庫銀給牙吏往成包養軟體都會易，以利自進”；滕宗諒“用過官錢十六萬貫，有數萬貫不明，必是侵欺進己”。
這里我們需求先弄清楚一個概念：什么是“公用錢”、“公使錢”。
簡單地說，公使錢是朝包養app廷撥給領有節度使兼使相、節度使、節度觀察留后、觀察使、防御使、團練使、刺史等榮銜的長官的個人津貼，“皆隨月給受，如祿奉焉”。公使錢的數額，依長官的官階分為若干等，從五百貫至二萬貫不等。長官可以不受拘束安排屬甜心花園于他的公使錢：“舊制，刺史以上所賜公使錢得私進”；“方鎮別賜公使錢，例私以自奉，往則盡進其余”；“（公使錢）不隸州府，（長官）自以親吏領之，歲杪上計則進其余”。
公用錢則是朝廷撥給中心機構與處所當局的特別辦公包養軟體經費，重要用于出于公務需求的宴請、接待、饋贈、捐包養金額贈、補助。公用錢的數額，“隨州郡鉅細立等，歲自二百貫至五千貫止”，如宋真宗年間，朝廷撥給廣州的公用錢為“五十萬”錢（500貫）。公用錢必須由知州與通判聯署簽字才可以領用，“皆長吏與通判署籍連署以給用”，每一筆收入都要在賬籍上登記明白，接收審計。
不過宋朝人經常將“公用錢”也寫成“公使錢”，以致于讀史的人也經常將公用錢與公使錢的性質弄混雜了。
我們也可以說，宋朝的公用錢與公使錢相當于我國臺灣地區實行的“特別費”。本日臺灣地區的“特別費”其實也分為兩塊：此中二分之一需求用票據報銷，并接包養網ppt收審查，類似于宋代的公用錢；別的二分之一則由行政長官按月簽字領取，不受拘束安排，無須記賬、結算，類似于宋代的公使錢。大師應該記得，2007年馬英九曾被檢察官檢控在臺北市長任內涉嫌貪污“特別費”。但法官最后裁定，行政長官簽字領取的那一半“特別費”，為“法定薪資外之實質補貼”，馬英九不存在貪污“特別費”的行為。
時光倒流回到一千年前，張亢與滕宗諒面臨的指控，跟馬英九差未幾。不過，有一點我們應該先說明：張亢、滕宗諒涉嫌濫用的，是屬于處所當局公務經費性質的公用錢，而不是屬于長官個人津貼性質的公使錢。
慶歷年間，戰爭形成的繁重財政負擔已將朝廷搞得焦頭爛額，連仁宗天子與后宮嬪妃都要節衣縮食，以裁減浮費，守邊的將領居然年夜手年夜腳濫用公用錢，甚至併吞公款，孰可忍孰不成忍？所以，仁宗見到御史的彈章，大怒，派太常博士燕度前去邠州（今陜西彬縣）成立一個臨時法庭，“鞫其事”，調查張亢、滕宗諒畢竟有沒有貪污公款。
范仲淹站出來替兩名老手下辯護：滕宗諒被指控調用十六萬貫公用錢，實是受了誣告，因為這十六萬貫錢中，包括了十五萬貫涇州諸軍請用的錢數物料，“豈可諸軍請受亦作宗諒使過”？滕宗諒“舊日分包養女人包養網站散，又好榮進，所以招人謗議”。至于張亢，盡管“不克不及重慎，為事率易”，但“昨在渭州，亦無年夜段過犯”。
范仲淹建議：包養行情邠州的臨時法庭包養妹可先勘包養女人鞫干連人，并取來錢帛文帳磨勘，假如發現滕宗諒與張亢“顯有欺隱進己”的罪證，再拘捕他們勘鞫；假如二人并無“欺隱進己”，只“差人取問，剖析緣由，進急遞聞奏，別取進止”。范仲淹還說，“乞以臣此奏宣示臺諫官，候勘得滕宗諒、張亢卻有年夜段乖違過犯及欺隱進己，仰臺諫官便更彈劾，臣甘與二人同業貶黜。”
但燕度在調查“公用錢案”時，卻發現滕宗諒竟然將登記“公用錢”的賬簿銷毀了，這是怎么回事？原來，滕宗諒為人豪邁，講義氣，不盼望領取“公用錢”的包養意思人遭到牽連，所以干脆“悉焚其籍，以滅姓名”，只承認本身花了三千貫“公用錢”，用于接待“諸部屬羌之長千余人”。
張亢卻是爽直，供認本身曾“借公用錢買物”，但“事未發前，已還納訖”；也曾“將公用錢回易到利錢買馬”，即以“公用錢”為本錢經商，以獲得的利潤購買戰馬；還曾將一部門招待費贈送給“游索之人”，“自甘服罪，乞不究查游索之人”。
負責調查“公用錢案”的燕度可不是省油的燈，將一切稍受牽連的人全都抓起來，“枝蔓勾追，直使盡邠州諸縣枷杻”，“囚系滿獄”。不審出滕宗諒與張亢的罪證決不罷休。另一位宋朝驍將狄青由于“曾隨張亢進界”，也被包養站長“勾追照對”；燕度還發出文牒，劾問正在陜西巡邊的樞密副使韓琦。
燕度的做法，遭到諫官歐陽修的抗議：“今燕度本令只勘滕宗諒使過公用錢，因何劾問年夜臣議邊事？顯是節外鬧事，正違推勘敕條。況樞密副使是輔弼之任，宣撫使將君命而行，本藉重臣，特行鎮撫。今若無故遭一獄吏侵欺，而陛下不與主張，則今后奉君命出使者，皆為邊鄙所輕”；而狄青“本包養違法武人，不知法令，縱有使過公用錢，必非居心偷慢，不過掉于檢點，致誤侵使罷了。……謹備邊防，正藉勇將，況如青者無三兩人，惋惜因些小公用錢，于此要人之際，自將青等為賊拘囚，使賊聞之，以為得計”。
歐陽修強烈建議：別選官員調查“公用錢案”，盡早“取勘結絕”，將燕度“別付所司，勘罪惡遣”。不過仁宗沒有批準這么做。
現任知渭州尹洙也替狄青辯解：“臣竊見自來武臣，將所賜公使錢，諸雜應用，便同己物。其狄青于公用錢物，即無毫分私用。…包養app…伏看圣慈垂察，特降朝旨，曉諭狄青，庶令安心，專慮邊事。”仁宗批準了。
燕度在陜西調查了三四個月，就把握的證詞、證據而言，都未能證實張亢與滕宗諒將公用錢“侵欺進己”。平心而論，張亢與滕宗諒都不像是私吞公用錢的貪官，但這兩個人花錢都非常慷慨，張亢“好施輕財，凡燕犒饋遺，類皆過厚”；滕宗諒“尚氣，倜儻自任，好施與”，是以，若說他們“枉費公用錢”，應該是確鑿無疑的。滕宗諒的犯法情節尤其嚴重，因為他將賬本燒失落了，公用錢是怎么花的，又是哪些人接收了饋贈，成了一筆糊涂賬。
那么，應該若何處分張亢與滕宗諒呢？
（范仲淹畫像）
范仲淹提出，張亢、滕宗諒薄懲即可，因為他們都沒有併吞公款，只是濫用公用錢，張亢雖然存在借公用錢回易的情節，但根據編敕，“若將公使錢回易到別物公用，但不進己，更不坐罪”，至于滕宗諒以公用錢“饋遺游士故人”包養故事，也是本朝慣例。
范仲淹還告訴仁宗天子包養故事：“臣昨與韓琦在涇州，同使公用錢，曾為慶州簽判、秘書丞馬倩身亡，自己家貧親老，與錢一百貫文；又涇州保定知縣、年夜理寺丞劉襲禮丁父憂，家貧起發不得，與錢一百貫文；又虢州推官、監環州進中陳叔度丁父憂，家貧無依，與包養價格ptt錢五十貫文；又進士黃通來涇州相看，與錢五十貫文。并是一面將公使庫錢回易到利錢相兼應用，即不曾侵使系省官錢。”假如這么做有罪，那么“臣與韓琦亦有上件與人錢物罪狀，須至自劾sd包養”，請皇上也“將臣與韓琦用錢事狀，一處定斷，以正典刑”。
樞密使杜衍卻“欲深罪滕宗諒”。杜衍的意見也不是沒有事理，因為滕宗諒燒失落賬本的行為，顯然是對國法的挑戰，性質可比張亢惡劣多了。
仁宗經再三權衡，決定包養意思聽從范仲淹之言，對張亢、滕宗諒都從輕發落，于慶歷四年（1044）正月，將張亢降為四方館使、本路鈐轄；滕宗諒降一級官階，保存天章閣待制的榮銜，貶知虢州（今河南靈寶市）。
可是，仁宗對滕宗諒的從輕發落遭到御史臺的強烈反對。御史中丞王拱辰上書說：“賞罰者，朝廷之所以令全國也。此柄一掉，則善惡缺包養金額乏以懲勸。今滕宗諒在邊，盜用公使錢，不俟具獄，止削一官，皆以謂所坐太輕，未合大公。張亢本列武臣，不知朝廷年夜意，不欲以督過之，臣不復言。宗諒則否則，事既發，乃將所支文歷，悉皆焚往。原心揣情，慢忽朝廷，非亢之比。”又說，假如不對滕宗諒嚴肅處理，他就辭職不干了：“臣所以不避而固爭者，誠恐來者相效，而陛下之法遂廢矣。臣明日更不敢進朝，乞賜責降一小郡，以戒妄語。”
監察御史里行李京也上章彈奏：“滕宗諒在慶州所為犯警，而朝廷止降一官，移知虢州。近聞興元府西縣又奏，宗諒差戰士百八十七人，以驢車四十兩，載茶三百余籠出引，逐處不得收稅。宗諒職在近侍，而亂法太過，仍慮昨來推劾狀中，猶未及販茶之事，宜奪天章閣待制，以懲貪墨之人。”
最后，仁宗不得不“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言”，在仲春份從頭下詔，將滕宗諒貶到蠻荒之地岳州（今湖南岳陽）。詔書發布后，仁宗宣王拱辰赴御史臺下班，并包養網心得撫慰他：“言事官第自振職，勿以朝廷未行為沮己，而輒請解往以取直名。自今有當言者，宜力陳無避。”
被貶知岳州的滕宗諒卻不怎么計較窮山惡水，上任不久，便決定從頭修葺岳州的岳陽樓。這一次，滕宗諒不敢動用公款，而是采用了類似“眾籌”的辦法——岳州有不少“老賴”，欠長期包養債不還。滕宗諒便發布一個佈告：“平易近間有宿長期包養債不願償者，獻以助官，官為督之”，意思是說，但凡討不回債款的債主，包養感情假如愿意將他們的一部門債權捐獻給當局建築岳陽樓，當局將協助他們追債。于是“平易近負債者爭獻之，所得近萬緡”。
滕宗諒本身掌管這筆巨款，“自掌之，不設主典案籍。樓成，極雄麗，所費甚廣”。按王拱辰的說法，滕包養心得宗諒從中撈到了不包養甜心網少油水，“自進者亦不鮮焉”，可是“州人不以為非，皆稱其能”。但王拱辰的說法并無證據，我不信任滕宗諒是貪贓之徒，因為他往世時，身無長物，“及卒，無余財”。
岳陽樓建成，滕宗諒請老伴侶范仲淹寫了那篇千古傳誦的《岳陽樓記》；又請年夜書法家蘇舜欽手書《岳陽樓記》，刻于包養網車馬費石碑；再請有名甜心寶貝包養網篆書家邵觫為《岳陽樓記》石碑“篆額”，時人將滕樓、范記、蘇書、邵篆合稱為“全國四絕”。
責任編輯：近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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